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许卓云曾举例，珠三角上世纪80年代初期崛起的纺织、食品、饮料工业，在1990年代初首先进入停滞期；接着，在19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家用电器工业，也于1990年代中期进入艰难的调整期。如果按照时间延续的逻辑，那么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会是这个行业的加速死亡期。

迁移宿命富士康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暗合了30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路径，所到之处见证了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将深圳面临的局面称之为“四个难以为继”：深圳的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强调深圳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这一说法几乎得到外界的一致认可，不少企业意识到这是政策紧缩的信号，加上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一时间深圳企业外迁成为风潮。

2006年6月，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企业外迁调查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其中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

当一个城市没有土地、人力和政策的吸引力后，外迁寻找下一个成本洼地，可能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方法。2010年，富士康将撤离深圳的消息不胫而走。就像当初从台湾踏足深圳一样，而今的富士康正因成本驱动，在中国大陆加速渗透与扩张之旅。为降低成本，富士康就像一只迁徙的候鸟，不断追逐水草肥美的“成本洼地”。哪里成本更低，哪里给予的政策优惠更多，就奔向哪里。

已经可以查询到的80家鸿海大陆子公司中，大致分布于四大片区：一是始于1988年的，以深圳为核心，辅以东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圈的华南片区，该区域目前涵盖了大部分3C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二是始于1992年的，以昆山为核心，辅以上海、淮安、常熟、杭州等长三角城市圈的华东片区，该区域以便携式电脑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为主业；三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烟台为核心，辅以晋城、廊坊、大连、天津、秦皇岛、营口等环渤海城市片区，该区域主要以手机等移动设备及通讯等专业设备，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研发制造为主；四为始于新旧世纪交替至今，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片区，主要针对内需市场的研发和生产。而最新的富士康扩张版图上，河南和湖南两大省份也已被插上红旗。

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富士康所到之处，也见证了中国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升级之梦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富士康们”何去何从，步入“后富士康时代”的深圳又如何探寻新的发展道路，拭目以待。

但，迁移肯定不是唯一的出路。同为代工企业，全球第二大代工厂商伟创力也一度面临着跟竞争对手富士康一样的问题，但在经历多年巨额亏损后，它果断走向转型之路，并由此迎来新生。伟创力从2010年开始调整重心，将主攻方向转到医疗设备、新能源产品的代工上。目前，伟创力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医疗设备代工厂商。台湾手机厂商宏达电曾经就是代工厂商，现在已经成为知名的手机厂商，在智能手机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就在富士康大举北迁、河南厂房奠基开建的消息密集见诸报端之时，2010年8月5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前往富士康科技集团调研。许勤在调研中讲了上述这番话。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随后说：“自己很有信心在深圳投资，只要深圳需要，富士康任一项高新技术都可以放到深圳。”

有人认为这次调研是“双方都在通过这种方式，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就在三月前的一次珠三角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某官员曾直言，富士康要把低端产业链转移到外国或其他地区，把在深圳的规模由40多万人降到10多万，从而为深圳和广东的产业升级腾出发展空间。而这些声音，都曾被外界解读认为，在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问题下，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已经迫在眉睫，而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被深圳官方所否认。

在内地布局同时，富士康也在加速深圳总部转型。2011年7月，郭台铭在深圳参加富士康万人晚会时宣布，深圳总部将加速转型，龙华、观澜两厂区将成为“产品技术研发、销售展示及人员训练、模具制造技术研发和新设备与自动化制造研发中心，新产品量试基地”。富士康还将进军新材料、新能源领域，深圳厂区是重要研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