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说起“碳”?
　　这个元素表中的第六号元素，是自然界中分布最广的元素之一。而今天我们想要说的碳，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就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排放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人们的呼吸、汽车的尾气、工厂的作业都会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危害不言而喻，全球变暖产生温室效应、增加极端恶劣天气发生的概率、气温升高可能带来粮食灾难……
　　对抗碳排放，我国提出了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碳达峰，就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碳中和，指的是通过各种创新措施抵消产生的碳排放。

　　“双碳”这个流行词就是这么来的。
　　减碳的目标，也开始跟社会上的许多人产生关系。特别是在商业社会，ESG相关投资规模不断增长，ESG指的是对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三个层面的表现进行绩效评估，就像以往人们习惯于对企业在财务指标上进行评估一样。
　　事实上，双碳战略也与前沿技术息息相关。互联网大厂，也开始将“双碳”与“ESG”上升到公司战略高度。
　　当减碳与ESG成为每个人都该关心的事情，AI财经社在今年正式推出了“碳路”专栏，我们将专注于各行业的双碳故事，了解其间的前沿技术与创新探索，试图用专业、通俗的语言记录一个时代的变革，借此也希望让更多人理解双碳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将不局限于内容，AI财经社也在向全行业征集、发现“碳路先锋”，把更多减碳之路上发生的有趣故事与宝贵的经验积累，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呈递给全行业。
　　以下是AI财经社“碳路”观察第一篇《大厂的ESG战略》。
　　2022年的春天过去，互联网大厂们突然有了一个新共识——要严格考核各项业务的“投入产出比”，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但在一件事上，大厂们集体有了例外：对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的投入还在持续增加。
　　仅8月，阿里巴巴、微博就双双发布首份ESG报告。据AI财经社统计，2021年以来，腾讯、京东、拼多多、网易、百度等头部互联网大厂，都已经披露了独立的ESG报告。
　　ESG，这个起源于2004年的概念，从一次联合国会议提议的投资框架出发，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新潮流。
　　在过去，投资圈将“股东权益最大化”视为最高旨意，为此可以牺牲员工、社会环境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常见的财务报表中，也忽视了很多风险要素。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人们发现ESG评级高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企业表现更有韧劲。以美国市值前3000的公司为例，ESG评分愈高的公司，受金融危机波及程度愈低，这一标准也就愈加受到重视。ESG逐渐成为海外资本市场评估企业的重要标准，用于投资者关注财报之外的数据。
　　2020年，历史再度重演。疫情期间ESG投资策略产生了明显的超额回报：一季度94%的ESG主题基金跑赢了大盘。
　　也是在这一年9月22日，中国宣布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不再增长”)，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通过多种节能减排手段抵消产生的碳排放”)。
　　“922”自此成为一道分界点。而ESG理念中的E，环境要素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废弃物、污染和砍伐森林等问题，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要求相一致。
　　基调打下后，“减碳”、“低碳”不再只是徘徊在传统能源行业中的口号，而是一个必须达到的、迟早到来的未来。此后，ESG相继上升为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的企业战略目标，不少公司顺势提出了自家的“碳中和”时间表。
　　ESG也就如此，一步步上升为大厂战略。

　　不谈钱，谈ESG
　　ESG也是一种投资理念，但不同于传统财报中主要考核营收、利润等财务指标，ESG是基于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三个方面，来评估企业运营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目的也是要获得稳定的长期收益。
　　从环境(E)的角度，ESG投资关注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废弃物、污染和砍伐森林等;从社会(S)的角度，ESG投资关注人权、现代奴役、童工、工作条件和员工关系等;从公司治理(G)的角度，ESG投资关注贿赂和腐败、高管薪酬、董事会的多样性和结构、政治游说和献金以及税务策略等。
　　ESG并非全然新兴的事物，作为责任投资理念的一个分支，其也有一定的历史沉淀。
　　责任投资最早的萌芽可追溯到20世纪20-60年代，一些宗教和社会团体将烟草、博彩、色情和军火等与其伦理观相悖的内容排除在投资范围之外。60-8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影响下，性别歧视、维护劳工权益的意识崛起，环境保护也作为主流价值加入了责任投资理念。而自20世纪90年代始，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的理念开始普及。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2004年首次提出了ESG概念，UN PRI(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在2006年进一步将公司治理与环境、社会责任合并，正式明确了ESG投资的三大内涵。此后，ESG理念不断深化，评价标准与投资产品进一步完善，国家主权基金、养老基金等诸多机构都逐渐接受，并开始实践ESG投资理念。
　　在国内，ESG也历经了演化逐步开始普及。一段时间内，国内公布的报告叫“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也有称之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直到2020年，名称为“社会责任报告”的报告有1218份，占比70.40%，已是报告名称的主流。但其中，名为“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ESG)的报告占比也从三年前的2.02%增长到22.66%。其中，有95.07%来自内地在港上市公司。ESG报告占比的提升，主要是自2016财年开始联交所ESG指引生效后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ESG并非纯公益性质的，其被认为能够剔出有潜在非财务风险的公司，选出更优秀、业绩更稳定公司。某种意义上说，ESG是衡量好公司的又一标准。
　　抛开政策和监管的因素，越来越多大厂披露ESG报告，除了清晰地展现企业做了哪些ESG实践，以拿到更高的ESG评级外，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对外传递价值观，也是部分企业披露ESG报告的目标。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互联网大厂获得的评级还不算高。
　　MSCI对企业的ESG评级最高为“AAA”，最低至“CCC”。据MSCI等发布的ESG评级数据，评级较高、获得A以上的中国企业有蒙牛、兴业银行、复星、海尔智家、美的、华为、比亚迪、万科等。国内互联网大厂并没有出现。
　　环境议题中，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国内公司普遍在ESG报告中用大量篇幅讲“碳减排”。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据中心，产生的碳排放量巨大，包括阿里、腾讯、京东等在内的大厂都给出了明确的“碳减排”目标。
　　而社会责任议题中，“捐款”和“扶贫”是主要关键词。但这一项议题更确切地解释应是，“Create value for all stakeholders(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国内公司还应该充分注重就业机会、员工流失率等指标。
　　“其实2018年ESG就火过一波，为什么后来又熄火了?很现实的一点是，做ESG对企业有什么好处吗?”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价值取向上，国内投资者不会因为ESG做的好就青睐相关标的。这一现实因素导致国内的ESG投资发展缓慢。
　　而今年的再度火热，一是市场发现，A股上市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具有类似的特征：风险爆发当天跌幅越大的公司组，整体ESG评级越低。可见，高ESG公司相对于低ESG公司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韧性更强。二是，互联网科技公司相继推出路线图和时间表，并把ESG写进了战略规划，这一龙头作用引起外界侧目。
　　而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提前摇旗呐喊、布局ESG将对上市有利。当下，新一代热门公司在IPO中已经开始强调ESG。
　　例如，在硅谷火爆的运动鞋履品牌Allbirds在IPO公告中表示，已为IPO建立了一种新的“可持续股票公开发行”框架，目的是更加符合ESG标准。还有服装租赁平台Rent the Runway、以希腊酸奶知名的食品生产商Chobani、眼镜制造商Warby Parker，都在近期的IPO文件中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上市不只为了筹钱，也为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