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疫情态势研判、精准防控及后续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技术的应用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疫情期间，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人数据隐私之间的关系？我国的企业如何在产业链的转移潮中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就相关问题，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 薛澜表示，新兴的数字科技对人们了解疫情的发展趋势和潜在的传播途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防控疫情，不得不采集一些个人数据。我国今后在公众个人数据的收集范围、使用和数据使用后的处理等方面，应该有一个更加系统全面的法律规范来避免技术的滥用。 “疫情之后，大家都非常关注企业的竞争力，新冠疫情也让很多国家重新考虑产业链布局，我们也要高度关注。”薛澜指出，加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是最核心的。企业要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对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保持高度警觉。对于关键性的卡脖子技术，政府要采取相应措施去扶持和帮助高校和企业，支持它们在这方面补短板。 此外，薛澜还表示，高等教育也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进行人才培养，从学科领域到人才培养的模式等方面都要跟随领域的发展进行调整，对能力的培养比知识的灌输更重要。创新、学习的能力才是最持久的，也恰恰是高校更需要去关注的。
　　为了遏制疫情，许多国家正在部署数字监视工具，用于施加社会控制，甚至将安全机构的技术用在自己国民身上。您如何看待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薛澜：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我们在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取舍”。在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中，如果每个人都主动地把自己的个人行踪及时准确地向防疫等部门告知是最好的。但实际可能很难操作，而且不一定及时。 所以，为了保障整个公共安全，在特定的用途下，应当授权相关的部门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取涉及个人隐私相关的信息，以便能够更好地防控疫情。在这方面，不同的社会、不同公众的考虑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公众跟全世界的公众一样，都希望保护自己的隐私。但中国的特殊情况是人口众多，人口密度大，尤其大中城市的人口密度非常大。很多疫情的防控如果稍有不慎，影响的范围就是巨大的。所以有效、及时地识别感染者和他们所接触的人群，对中国来讲至关重要。 从中国社会的总体情况来看，大家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对于个人隐私数据的适度获取还是能够谅解并接受这种情况。在疫情结束之后，如何将疫情期间收集到的隐私数据做处理？薛澜：为了疫情的防控或者国家安全等一些特定的条件和情况，都有可能会涉及到公众的隐私。今后对公众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和数据使用后的处理等方面，应该有一部更加系统全面的法律法规和程序，避免滥用这种技术。 对于数据的收集应当局限在安全和个人隐私侵犯之间合理的平衡范围内，不能以安全的名义扩大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去获取个人隐私。另外，对这些数据的使用范围必须严格限制在合理的用途之内。您觉得在这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我国应该如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薛澜：疫情之后，大家都非常关注企业的竞争力，新冠疫情也让很多国家对其产业链重新布局，我们也要高度关注。 加强中国自主的创新能力是最核心的。中国的企业要真正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做更多关键问题的研究。这些方面需要企业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研究出更好的技术和产品。 另外，作为一个在市场竞争中的企业，要始终能够站在领域发展的前沿，去识别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才能在创新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新技术的兴起对整个产业的发展、竞争格局的影响方面，企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有效调整，主动实现转型。 对一些关键性的卡脖子技术，政府要采取相应措施去扶持和帮助高校和企业，支持它们在这方面补短板。目前来看，这方面的挑战可能会更大。 中国还是要坚持开放，不开放是没有出路的。不管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市场，都必须发挥主动性，主动跟不同的企业进行有效的合作。这样才能推动创新技术更快、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使用，在全世界最好、最合适的地方推进我国国际产业链的构成。

　　在技术条件下，企业和政府的边界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平台在社会治理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同的社会主体应该怎样做好自己的角色？ 薛澜：从政府来讲，一方面要制定宏观政策，推动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产权保护和产权界定的制度，同时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鼓励企业创新。 对于包括研发活动在内的、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的活动积极支持；对于影响市场环境及市场正常运行的各种活动进行有效的规制。 高校研究机构可能在自然科学，在探索世界的奥秘方面是主体。但高校很多研究是基础性研究，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过程当中的应用。但也不排除可能十年五十年之后，做这个工作的意义才能显现。 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是主体，可以直接创造价值利润。与之相比，高校作为一个培养机构，它的工作什么时候能够产生直接利益，产生多大的利益，就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所以首先要把责任、定位搞清楚，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才能有效地组织相关工作，进行密切的合作。有人担忧技术进步可能加剧贫富分化，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薛澜：技术进步，可能会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但这并不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实技术进步也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去减少贫富差距。因此技术进步在扶贫工作当中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不能被动的等市场发挥作用。市场总是倾向于找利润最高的应用点，要等它发挥作用，可能远远不够。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政府及其出台的有关公共政策，在这方面可以去下更大功夫，让信息技术对社会生产活动产生重要的意义。 举个例子，教育问题是全中国人民都高度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怎样让农村边远地区的孩子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其实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这方面完全可以由政府出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质量，通过网络的形式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到边远地区。当然这种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课程的开发等资源投入也应该由政府来做，这是非营利的行为。政府做这样的事情符合今天社会发展的潮流，并且实际成本非常低。对于个人来说，人们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对于就业的冲击。您觉得在这一轮的科技浪潮中，就业模式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薛澜：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就业的冲击不小。这里面要做一些更具体的分析，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到底会对哪些行业、对哪些工种影响比较大。有了相关分析，就可以针对冲击提前做出预测，采取应对措施。 因此，两方面都得考虑：首先要去鼓励技术创新，鼓励技术发展。在一些劳动的重复性比较强的工种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它们比工人做得更好、成本更低，那么从长远来讲，很难阻挡这种潮流。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为有效地应对就业冲击，提前在企业层面或是从社会层面积极准备，对可能被替代的工人再教育、再培训，同时也让培养人才的高校或者技工学校等在新产业发展所需的新技能方面提供相应培训，也是必要的工作。高等教育上需要如何转变，来培养相应的人才？薛澜：高等教育也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进行人才培养，从学科领域到人才培养的模式等方面跟随领域的发展进行调整。 高校怎样能够让培养的人不至于落后这个时代，跑在时代的前面，这是最核心的。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对能力的培养比知识的灌输更重要。要赋予学生一系列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识别问题，运用各种理论去解决碰到的难题，能够不断地去创新。 这些创新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能够去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会因为具体领域的知识变化或者某个领域的技术进步而改变。所以这种能力可能是持久的，也恰恰是各个学校在这方面需要去更加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