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年富士康在大陆设厂以来，已经走过了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代工制造、高精度零部件的精密制造与导入自动化设备的智能制造三个阶段。富士康抓住了每一次时代变革的机遇，时代也造就了富士康。”8月份，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601138.SH，工业富联)董事长李军旗如是表达。
　　1988年，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第8个年头，富士康搭乘着改革开放、“三来一补”的东风，从台湾地区漂洋过海到深圳，成为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或许32年前，来深圳考察投资环境时面对一片黄土地的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都没预料到，富士康的制造业征途会如此熠熠辉煌：2002年，富士康首次跃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200强榜首，并把此殊荣保持了十多年;2004年，富士康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3C代工厂;2005年，富士康首次入选世界五百强企业;8月10日，2020年世界五百强企业榜单出炉，鸿海精密(富士康)排在第26位。
　　外界对富士康的印象标签是“全球代工巨头”，实际上，它正朝着智能制造、科技服务的方向进发。2018年，鸿海精密体系内的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业务及相关资产被腾挪到2015年才成立的工业富联公司主体中冲刺上市，工业富联创下了36天闪电过会的记录，以超3900亿元的市值登上A股。
　　在李军旗看来，工业富联是富士康转型升级的排头兵、核心载体。那么，走过传统代工制造、精密制造岁月的富士康，将会谱写怎样的智能制造故事?

　　峥嵘岁月
　　富士康，可以说是跟深圳一起成长起来的。
　　2018年，富士康在深圳举办30周年庆典活动时，创始人郭台铭还回忆起，1987年他来深圳考察时，不光厂址是一片黄土地，富士康要自己承担装水管、电管等基建工作，甚至整个深圳都没几条水泥路，一下雨道路就泥泞不堪。
　　1988年，富士康在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电脑接插件厂开幕，接下来的数年里，又相继开幕了黄田厂、宝田厂、英泰厂。1995年，郭台铭为富士康在深圳最重要的基地——龙华科技园选址，1996年龙华科技园开工建设，当年就入驻首家企业。
　　龙华科技园被外媒喻为富士康的“紫禁城”。从富士康官网上保留下来的媒体报道，可以一窥龙华科技园当年的风貌，它俨然是一座有序运转的小城：2009年前后，深圳龙华区的人口是40万人左右，龙华科技园里的富士康员工达到30万人;园区的中央大厨房一天要消耗大米40吨、面粉10吨、肉20吨、油500桶(22L/桶)，这还没包括园区内小餐厅的食材耗量;园区内不光有产线、员工宿舍、办公室，还有商超、美食街、咖啡馆、网吧、游艺室、游泳馆、桌球室、乒乓球室、银行、社康中心等配套设施，社康中心由富士康兴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派驻医护人员;为满足富士康旺盛的出关需求，深圳市政府干脆将保税区建到龙华科技园，园区的朝阳门就是为富士康专设的关口，经过朝阳门的货车所载的产品相当于是出关的外贸产品，高峰时，一天经过朝阳门的货车达到2000车次。
　　郭台铭曾跟媒体回忆起富士康早年的时光，为了让员工有个好体魄，他一开始要求至少要让大家一天吃一个鸡蛋，后来又要求让所有员工吃上鸡腿，但是一只鸡只有2个腿，富士康的员工是万人级别的，怎么办?采购就跟菜市场约好，周一到周五都买鸡腿，买到了就冰冻着，周六的时候加餐，保证一人有一个鸡腿。那时，有员工过来问郭台铭，能不能不吃鸡腿，把鸡腿的钱折算成现金加到工资里，因为他们宁愿吃得差一点，也想多攒点钱寄回老家。
　　那是物质和财富都极度贫乏的年代，1988年时，富士康一名普通员工的月工资大概是200元，却已经能高过一名中学校长的月工资。富士康的工作就显得相当有吸引力，招工很顺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大量勤劳又嗷嗷待哺的农民向往进城掘金。郭台铭记得，富士康的第一代工人大多是农民，特别爱加班，因为工作日加班能有1.5倍工资，周末加班能有2倍工资，他们一门心思想多挣点钱。
　　年轻的富士康，不光是可以给大量农民工提供工作的地方，也是管理严苛、纪律严明的地方，郭台铭有句名言是“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
　　凭借着劳动人口红利、大规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再叠加深圳迅速发展带来的助力，富士康崛起，2004年成为全球第一大3C代工厂。
　　富士康从事代工制造多年，但现在回头复盘，它的策略不是一成不变，产品节奏紧跟时代发展，上世纪90年代左右主要做电脑，跨入21世纪就涉足手机。
　　记者曾在富士康30周年庆典活动上见到富士康展出2005年上市的Nokia手机、2007年第一代iPhone从富士康产线诞生的合影。诺基亚和苹果，分别是功能手机和智能手机时代的霸主。稳居强者合作伙伴地位的富士康，相当于给业绩增长加了一把保险锁。
　　2005年，富士康首次入选世界五百强企业的第371名后，排名连年攀升，2013年到了第30名，此后在30名前后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