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听闻了这个消息，如果富士康要求转移，公司会及时响应”，7月15日，当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安洁科技董秘办，询问对方是否获知富士康10亿美元扩建印度工厂的消息时，对方这样回复。安洁科技是苹果手机零组件供应商，大客户是富士康。
　　7月11日，据路透社报道，在苹果公司要求下，富士康计划投资十亿美元，在印度扩建苹果手机代工厂。
　　拥有百万工人的富士康，被称为“世界工厂”，对于扩建印度厂的消息，富士康集团在7月13日回应记者称，对于任何有关既有及潜在客户、产品、供应链伙伴的市场传言不作评论，截至发稿，苹果尚未针对该消息作出回应。
　　面临新品iPhone12上市，苹果公司正处于手机组装的关键时期。Strat－egyAnslytics公司无线智能手机服务总监隋倩认为，制造业向印度等中南亚国家的转移早已开始，只是疫情的爆发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迫使苹果和富士康加速了这一进程。
　　富士康和苹果的背后，是一个扎根于中国的庞大手机供应链，如果后续两家公司将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对于中国供应链企业来说，挑战与风险并存。
　　在消费电子领域，产能、规模往往决定着能否获取产品订单，在智能手机行业，终端厂商出货量动辄上亿部，客户往往需要与多家供应商对接才能满足产量需求，增加了客户的沟通、管理等成本。身处手机庞大的供应链中，作为零配件公司，要尽可能扩大产能、靠拢代工厂。
　　眼下也是安洁科技的关键时期，苹果iPhone12新机即将启动备货，机构预计公司所处的功能件环节也将于7月下旬左右启动。对一家市值只有100亿的公司来说，此时布局海外是一个较大的战略变动。安洁科技董秘表示，“是否迁移主要看客户订单业务，是否需要我们去那边生产，以及生产什么产品“。
　　另一家长期供应苹果手机零组件的上市公司董秘在7月16日对记者表示，现在往往是客户项目倒逼供应商海外建厂，而公司曾经去东南亚国家考察过，得到的却是不适合投资建厂的结论。
　　StrategyAnalytics中国本地高级终端分析师吴怡雯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正让苹果和富士康重新评估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中国供应链厂商在东南亚建厂，劳动力的效率、营商环境、政治风险、产业配套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跨文化管理本身也存在着挑战。

　　产能分化
　　富士康的工厂主要分布在中国深圳、郑州、烟台、成都，有关扩建传闻也并非首次传出，富士康原先在印度建厂服务过苹果、小米和芬兰公司HMD，但印度并非富士康产能的重点区域。
　　吴怡雯表示，10亿美元可能是该公司至今对印度最大的一笔投资，但它与富士康在中国的体量相比，还是比较小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是，消息中提到该投资将在未来三年为印度创造6000个劳动岗位。而富士康的中国河南工厂，在2020年3月初仅到岗人数就有18万。
　　苹果是富士康的大客户之一，公司将在2020年9月发布新品iPhone12，当下该款新机即将启动备货。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表示，苹果公司目前正处于手机组装的关键时期，要求供应商转移产能，短期来看，苹果是为规避中美贸易战带来的风险。
　　今年5月美国再一次修订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新规，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电子供应链的逆全球化，而苹果大部分手机零组件供应商都在中国，公司在官网列出了中国供应商名录，其不乏京东方、欧菲光、欣旺达等上市公司。
　　孙燕飚表示，从长期来看，将产能分化至印度等东南亚地区，对苹果和富士康来说都是必然趋势。一直以来美国高科技企业致力于降低生产成本，因劳动力成本直接决定了手机代工价格，在中国劳动力价格日渐上涨后，美国公司开始向印度等劳动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产能。有媒体报道，2020年6月，苹果在印度的两大代工制造商富士康和纬创都申请了当地政府的激励计划。

　　供应链转移
　　关于富士康印度建厂的消息从7月11日开始发酵，7月15日，安洁科技董秘办人士表示，“公司曾有去印度投资的计划，先前已经在印度做过考察，是否迁移主要看客户订单业务，是否需要我们去那边生产，以及生产什么产品”。
　　安洁科技长期生产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功能性器件，公司多年在海外布局，如今疫情期间，其泰国的工厂仍然在建，越南的货物也没有停止交付。
　　另一家苹果供应链的上市公司董秘在7月16日对记者称，“已经关注到该消息。从公司自身来看，并没有海外扩张的需求，往往是客户项目倒逼供应商海外建厂。目前上述情况不只针对我们，还将影响一系列消费电子终端公司”。
　　安洁科技董秘办人士称，公司近几年开始布局东南亚，先在泰国建厂，后因部分货物出口越南，公司又参投了越南当地公司，并尝试考察越南的营商环境
　　过去两年，合力泰、深天马A、欧菲科技、华星光电等供应链企业都在积极布局印度。
　　吴怡雯指出，迁移的过程中，那些资金体量大、有海外运营经验、且产品在手机物料成本中占较高的中国企业会更积极地跟进。这些公司抗风险能力较强，全球化经验更丰富，而商业上的动力也更充足。
　　从自身发展来看，企业也为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迁移。制造业的成本通常以原材料、制造成本、人工成本，上述上市公司董秘对记者表示，近两年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公司所处长三角地区，用工成本涨势更快。
　　中国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相比之下，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爆发期，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会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在吸引低端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也进一步显现出来。
　　孙燕飚表示，在中国大陆，制造业往往前期付出高成本，通过提升工厂的自动化程度，节省人力资金，而在印度人工费更低，工厂对自动化要求也就更低，同等产能，所需投资规模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