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5G发展初期出现了两种特殊的5G用户：一种是只办理5G套餐，不换5G手机;另一种是换了5G手机，但是仍然沿用4G套餐”。
　　这是中国联通终端与渠道支撑中心兼联通华盛副总经理陈丰伟在近期的发现，他所在的联通华盛通信有限公司，负责中国联通5G手机的定制、采购、销售等业务。
　　该现象已经在数据上有所体现。根据工信部数据，截止2020年3月底，国内使用5G套餐用户达5000多万，同时，总共统计到2000多万个5G终端用相关设备接入了5G网络，5000万5G套餐用户和2000万入网终端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值。
　　2020年一季度，中国正处于5G商用初期，5G用户数是考察5G发展情况的重要基础数据之一，但目前运营商尚未对5G用户作出标准的定义。在陈丰伟看来，真正的5G用户，应该满足使用5G手机、5G套餐、登5G网络三个条件。
　　但是如要让5G用户拥有比4G用户更好的使用体验，重点在于一个庞大生态系统的支撑，以及终端、网络、商务模式、产业链发展的匹配。StrategyAnalytics研究总监杨光认为，上述两种特殊的5G用户，是发生中国5G商用初期独有的现象，与中国终端市场的销售渠道格局、5G产业链成熟度有关，而疫情又冲击了消费者购机能力。

　　特殊的5G用户
　　为何消费者不换5G手机，却要办理5G套餐?
　　一位北京联通手机营业厅人士曾对记者表示，如果一个4G手机用户，办了5G套餐，那么无论使用4G还是5G终端，都会在系统中被统计为5G用户。
　　中国开启5G商用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在2019年11月首次推了标准的5G套餐，并在2020年一季度，分别推出了相应的5G优惠套餐。该套餐可叠加在2G-5G用户的套餐中，用户无论是否有5G手机都可以办理，但享受的网速仍然是与原有终端相匹配的。
　　杨光认为，4G消费者因为5G资费低价而办理套餐，会增加运营商4G网络的流量压力，对此，运营商要不被迫对4G扩容，要么容忍4G网络体验恶化。
　　杨光认为，如果这种套餐促销不能与终端和业务应用的升级相配合，则不利于运营商提升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值，而每一代新的通信技术推广初期，本应该是运营商拉升ARPU值的机遇期。
　　根据工信部数据，一季度，三家运营商移动通信业务收入2224亿元，同比下降1.9%，其中中国移动的ARPU为46.9元，同比下降6.7%。
　　陈丰伟表示，另一种情况是，用户在新换的5G手机内插入4GSIM卡，未办理5G套餐，目前运营商都允许这样的用户接入5G网络。但相比前一种，这种情况更令人焦虑，因为它会影响用户的体验，从而影响运营商的口碑。
　　杨光分析，因为5G套餐的单价低于4G，总价还是相对4G套餐更高。运营商的5G标准套餐最低价格档位128元/月、流量30G，虽然该套餐包含的数据量远远大于4G套餐水平，但其起步档位在整体资费体系中仍处于中高水平。而在4G初期，其套餐的起步档位相对更低一些。
　　一些用户购买5G手机后，或许不愿意再加大套餐的支出，杨光认为，运营商应该在市场普及率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下调5G资费的起步门槛，带动中低端用户的转网。

　　特殊的发展环境
　　杨光认为，出现上述两种5G用户，是发生在中国5G商用初期的特殊现象。与中国终端市场的销售渠道格局、5G产业链成熟度有关，同时，疫情又冲击了消费者购机能力。
　　陈丰伟表示，疫情经济下行，导致消费者长期隔离和消费能力下降，从而延长手机使用周期。一季度里的很长时间内线下分店都不能开张，用户不出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整个市场销量。
　　根据StrateGyAnalytics提供信息，该机构基于3月21日至25日时间段，对1300名中国消费者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疫情以来37%的人推迟了购买新智能手机的计划。
　　StrateGyAnalytics智能手机研究总监隋倩表示，进入2020年第二季度后，供应链和完整的生态系统可能会恢复，但显然很大一部分消费者尚未准备好恢复到以前的消费模式和购买意图。
　　杨光表示，相比4G时期，中国的商用比国际晚了4年，推出4G业务时产业链趋于成熟，而5G时期中国成为了全球首批实现商用的国家之一，5G的终端、产业链、商业模式都还出于发展探索过程中。所以中国运营商承担着探索商业模式和带动产业链的责任。
　　陈丰伟表示，目前发现，移动用户迁移5G的动机不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5G手机的性价比有待提升。首先，5G手机价格不够亲民，应该下探至1500-2500元档位，目前已经有96款5G手机终端获得了入网许可，但大多数价位在3000元左右，只有个别款型下探至2000元。
　　其次，5G手机有着网速更高的使用体验，但并没有出现与4G时代有明显差异的杀手级应用，目前抖音等使用广泛的手机App,在4G和5G条件下使用体验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