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生产不再依赖于劳动力成本及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因此，基于现行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体系也将被巅覆，全球贸易量与GDP之比，将随着机器人生产的广泛利用而大幅下降。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各国为之困绕的“全球经济失衡”将机器人参与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组而自动校正，甚至可以自动地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或者，退一步说，即便全球失衡依然存在，那也是一个新的失衡过程，它不是建立在以劳动力成本之上的全球失衡，而是基于资本和技术自主性和应用率的全球经济新失衡。
　　在这种失衡下，全球最优产品的贸易流向，不是从拥有“人多”的发展中经济流向“劳动力成本高”的发达经济，而是从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发达经济流向“人”多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那时的失衡，将最终表现为发达经济体拥有贸易顺差，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贸易逆差。由是观之，基于当下的贸易失衡、全球资本流动的各类国际规则也将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被媒体热炒的TPP、各种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废纸一张，由是观之，中国也不必为被排除在TPP之外而自寻烦恼了。
　　机器人生产也将冲击基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实践。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劳动供给增长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反之则反是。所谓“人口红利”，其要义之一就是，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使得一国经济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而吸收更大量的资本，从而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以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出现了长期的衰退或低增长。日本老龄化使日本制造业失去了全球竞争力，也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衰退。中国人口结构拐点已现，人们无不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了忧虑甚至极度的悲观。现在，国内一些人呼吁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理由之一便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蚕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需要新生的劳动力供给来弥补日渐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
　　这种观点恰恰忽略了当下技术进步对传统劳动力替代的颠覆性影响。由于未来生产要素组合中，资本—劳动比会上升到极高的水平，“人力”劳动将成为生产中极不重要的部分。过去适用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机器人的出现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在中国可能变得不再那么密切。机器人的诞生，即将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版图，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将不再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全球制造业将围绕资本和技术而展开和布局。孙正义早前在演讲中说到，要让日本在205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其信心就来自工业机器人正在改变日本因老龄化面临的尴尬局面，机器人可以“忘我”地工作，其成本还不到“自然人”的十分之一。
　　鉴此，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是最终产品质量与品牌的升级，更是由过去工人流水线的作业升级为智能机器人的流水线生产。只有更高“智商”的机器人涌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国未来的制造业才会有出路和希望。简言之，未来全球制造业的高地，不在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而在于全球领先的智能机器人技术。
　
　　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新技术革命
　　新技术革命，不仅是智能机器人的大量涌现，更重要的是，它是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传统市场经济中，厂商是基于价格信号而组织生产的，但并无中央计划者来指挥厂家该生产哪些产品、该生产多少，一切围绕市场、价格和利润转。市场竞争的特质，恰恰就在于分散化，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在此状况下，资源得以通过价格信号流动和重新配置，并能够将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中去。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大数据的出现，使得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去中心化和去集中化，通过市场化的分散决策和价格信号，生产者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实践中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四处碰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计划者无法确切地知道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与中央计划者之间信息不畅，使得计划者确定的产品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计划与管制的结合，造成了普遍的短缺，它并不是组织生产的好方式。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当市场价格上涨时，厂家就会增加生产;反之，当价格跌落时，则会减少生产，实现供需之间的均衡。但在价格上涨时，企业也往往会过度地增加供给，导致产品过剩;价格下跌时，也可能导致厂家过度减产。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在价格涨跌与生产过剩循环过程中寻找均衡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浪费往往不可避免，甚至要通过“危机”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均衡。
　　但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大数据的出现，将弱化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即便同样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利润最大化仍是厂家的心脏起博器，但机器人生产中的市场经济也将很不同于过去以纯粹价格为指挥棒的市场经济。
　　然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中，从消费者到生产者，或者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已然发挥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者不仅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搜寻产品供给信息，还可根据用户评价(分)来决定将货币选票投给哪家的产品。滴滴方便地沟通了乘客与出租车之间的信息，既方便了乘客，也降低了出租车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空驶率。
　　过去，日本企业管理中提出的“精益生产”、“零库存”将会因大数据而得以更好地实践。我们不妨推测，基于信息技术的生产，将使精益生产逐渐地在全球演变为“精准生产”。是故，生产的智能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是当下技术革命区别于过去产业革命的根本之所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市场经济的精髓——分散化决策，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体系中是否还依然有效?答案很可能是，既然消费者信号的传递不再单纯依靠价格的涨跌，那么，分散化决策对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就可能相应下降;相反，一定范围内的集中和计划生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大数据的生产时代，越是生产的集中，产品过剩的可能性就越低。
　　进一步说，基于大数据的机器人生产本身，可能就会加剧生产的集中。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某种产品只由一家企业生产和供应，消费者通过该企业的APP传递产品的需求信息，那么，该企业就能够根据该信息来安排和组织生产。它生产的量，恰好满足消费者预订的量，不多不少。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大数据下的生产，可能演变成为十足的“订单”生产，而不是基于价格及库存变化来组织和安排生产。
　　果真如此，届时，企业非意愿存货的周期波动下降了，宏观经济将因此真正迈向“大缓和”时代。经济运行对政府“熨平周期波动”的需求下降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埋藏政府无所不在的经济干预。那时的经济体制，将演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不过，这里的“计划”，不是政府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也不是指导性计划，而是企业基于订单的市场导向性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