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本密集：偏爱那些已经有钱和其他资源的人;

　　2.技能偏见：偏爱那些已经掌握高新技术的人;

　　3.人力节约：减少经济领域的工作数量总量。

　　这场革命面临的危险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尘埃落定前，需要技术熟练的蓝领工人的制造业岗位将被机器取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工厂将由一位掌握高新技能的工程师和数百台机器组成，只留下一名工人清扫地板。事实上，扫地板的人最终也将被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工业机器人Roomba Robot取代。
　　在过去30多年间，制造业中的新兴市场经济日益取代发达市场经济，成为新的生产基地。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制造业正从西欧和北美等老牌工业强国向亚洲转移。尽管如此，发达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劳动力市场的损失。
　　在过去20年中，除了经济衰退时期外，美国总体失业率徘徊在5%左右。一般情况下，制造业工作岗位损失不会导致失业率水平灾难性上升。简单的答案就是有服务经济支撑。有一种积极的假设，服务行业的岗位增加弥补了制造业的岗位损失，且这种情况还会继续持续下去。可是在我看来，这种积极的假设没有任何保证。
　　实际上，上述提及的部分趋势已经暗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释放出足以威胁良性现状的力量。加上制造业领域的工作岗位损失，这些趋势也将威胁服务业岗位，而后者目前正帮助我们避免引发就业危机。
　　以这种变化为背景，想想电子书的进步：只要轻轻点击，你现在几乎可以10美元价格在iPad或Amazon Kindle上下载任何书籍。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一一款非常棒的方便服务。但对于书籍印刷与分销行业，乃至报纸和杂志领域来说，其工作岗位都在快速消失。
　　当然，这种情况还只是冰山一角。技术释放出的强大力量将从根本上减少我们的未来工作岗位数量。零售、教育、金融、运输、房地产以及政府，都将受到影响。
　　距离自动化仅一小步
　　服务行业的工作岗位面临我称之为“自动化结账经济”的潜在威胁。数十年前，很少有人认为零售行业的低薪岗位会被外包或消失，但技术进步可能很快让他们改变立场。杂货店和结账岗位可能不会全部消失，至少不会悄然消失，但技术可帮助大幅减少所需人类数量。几年前进入纽约市药店时，经常会发现一名工作人员监督4台自动化结账中端，消费者可以扫描付费。我想，现在许多地方可能都能看到类似现象。
　　其他零售业的低薪和劳动密集型工作可能也很快被机械取代，比如像超市货架上摆放食物的工作人员，机械可能比人类做得更好更快。在传统实体店，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线电商的自动化则更进一步。像亚马逊等电商巨头已经建立充满机器人的仓库，用于分散处理订单。将来某一天，友好的人类送货员可能被亚马逊无人机取代，而且这一天远比你想象的来得更早。
　　在零售行业，中层管理职位已经开始削减，因为计算机看起来更高效，不仅数字精确，还可实时向高管提供正确信息。导致服务业工作数量减少的另一个趋势，我们称之为“外包通路自动化”。在实现真正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第一阶段，《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称，发达市场的高新技术岗位正被外包给新兴市场。随着这种趋势持续，它支持更大的转变。
　　以医疗服务外包为例，纽约或伦敦的病人可以将他的核磁共振成像发送到班加罗尔，那里的资深放射专家可以看到扫描图。可是班加罗尔的放射专家收费仅是纽约放射专家收费的1/4。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电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比班加罗尔的放射专家读图更快、更好、更廉价?
　　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随着数字输出技术的进步，外包过程已经将读取核磁共振成像图分解成许多简单步骤。这种数字输出可在全自动化过程中轻易转换成输入。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将外包转换为自动化的趋势可能成为发达与新兴市场服务业工作岗位减少的因素之一。
　　机械时代来临
　　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与经济领域内其他系统化变化相关。除了技术进步外，整个服务业行业也会因其他原因而大幅缩水。我们举两个最明显的例证：金融服务业与房地产业。
　　在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前数年，市场泡沫就曾激起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升高。随着资产泡沫爆发，导致新的工人涌入这些行业。可是随着这些泡沫最后逐渐缩小，这些行业的工作岗位减少必不可免。而随着时间推移，技术可能允许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工作首先被外包出去，最后完全消失。
　　今天，金融部门成千上万的后台工作被外包给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可是明天，一份计算机代码就可能产生同样复杂的分析，堪与华尔街支付高薪的职业分析师媲美。房地产目前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众多的代理商和经纪人，但也经历着革命。12年前，我只利用《纽约时报》列表而未通过房地产代理商就在纽约买下第一栋公寓。可是今天，更为复杂的在线工具大大减少了对昂贵中间人的需求。
　　教育领域的革命也在进行中，它目前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复杂的在线课程越来越多，我们依然需要成千上万的老师吗?以前的老师做什么才能维持生计?可以想象，将来全球最著名的100位经济学家可以在网上提供他们各自领域的高质量、廉价课程。可是这些改变将意味着，其他经济学领域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工作。
　　可是在非洲等新兴市场，建造实体学校成本非常高，寻找训练有素的高素质的教师更为困难，而在线课程和廉价的平板电脑可能逐步取代传统教育方式，让更多人接受教育。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随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数量需求减少，这也同样会导致部分人失业。
　　政府也会削减人员，特别是那些担负高额赤字和债务的政府机构。电子政府将导致政府以节约劳力的方式向公众提供服务。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大量公共服务，而不必花费数个小时站在拥挤的办公室中排队，只为填写几份政府表格。
　　即使运输领域也开始受技术推动发生巨变。今天，一名友好的Uber司机或拼车服务Zip Car可以让你无需自己养车或租车。而在未来数年内，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让司机失业。
　　无论零售还是金融、教育、医疗、运输甚至政府等部门，大规模的技术革命将大幅减少工作岗位数量。掌握中低级技术的白领工人首先会失去工作。
　　工业革命的前世今生
　　为了更好地理解未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始于美国独立战争)，人们的生活开始从农业转向工业。农民涌入城市，农田变成工厂。随着工厂遍地开花，工厂主开始为农民提供工作。新的劳动方式、新的机械允许农民生产力提高。实际上，农民在工厂中的产出也比农田中更高。但是与现代自动化不同，机械需要新一代工人操作。随着生产力提升，工资也要增加。
　　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延伸。在此期间，通信技术呈现大爆发。由于电报的出现，世界首次实现“无线连接”。新的科学管理方式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也改进了落后的工作条件。这或许给我们以启示，改善生产技术比改造工人更容易。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更高。
　　现在，我们正坐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浪尖上，这场革命以工业和数字为特性，我们也无法确定劳动力需求是否会随着技术进步而增长，除非及时出台促使就业增长的合适政策。
　　在第一次数字革命(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崛起)期间，世界开始巨变。数字将那些知道如何使用计算机的人区分出来，导致掌握高新技术的人与其他人群在收入方面出现差距。在极端情况下，许多严肃的思想家担心技术不仅会取代人类工作，甚至也将取代人类本身。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针对工作，而是相对于人类生命来说，但许多人认为人工智能是最好的技术。
　　此前曾有科幻作品描述人类无法再控制技术的状态，被称为“奇点”(Singularity)。而在未来，“奇点”将不仅仅存在于科幻中。
　　当然，也有对技术的乐观预测。技术绿色革命就是完美例证，新技术将带给我们更加清洁、更加高效的能源。寻找绿色能源技术已经成为全球目标，污染与燃烧化石燃料对环境的破坏已经毋庸置疑。举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世界卫生组织近来研究宣称，1/8人的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尤为严重。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国家更迫切地研发环保技术。
　　自动化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
　　环保技术很有可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获得突破性进展，但其进一步发展可能依然要遵循“减少劳动岗位”的趋势前进。随着越来越多工人失业，政府迫切需要寻找自动化带来的新问题。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欧洲和美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曾一度出现“赢家全取”的资本主义恶行。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水平急剧加剧。尽管政治上反对变化，但一系列经济冲击最终迫使欧美开明人士认识到打造社会福利国家的必要性，采取限制童工、实行养老金、退休金以及失业救济金等制度。社会福利政策最终被证明，这不仅符合道德标准，而且合乎实际。如果上层不主动进行社会改革，它可能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进行。
　　现在的问题是，技术可能导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加剧，进而导致社会与政治动荡。但许多人认为，财富的重新分配可能破坏增长。当我们认为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容易减少家庭消费时，这种说法是完美的。因为在美国，家庭消费占总GDP增长的2/3。
　　不平等加剧最初是贸易和全球化的结果，比如工作外包给新兴市场。可是，我们现在见证的技术革新有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特别是当这些创新属于资本密集、技能偏见以及节约劳力方面时。由于“赢家全取”效应，任何领域的最高收入者都能获得额外补偿。在获得暴力后，这些“赢家”能够利用财富影响政治家，设定自己的法律，进而导致更多不平等。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技术的影响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我们最终将每周工作15小时，其余时间去休闲娱乐，比如创作艺术或写诗。但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20%的劳动力每周要工作120小时，而其他80%的人或没有工作，或没有收入。为此，凯恩斯的理想世界可能变成噩梦。
　　尽管改变正加快进行，前方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过去可以为我们的将来提供可以借鉴的模式。为了让未来更宜居，政府将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找到可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的政治和政策方案。幸运的是，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种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世界各国领导人介入，直接面对工业化恐慌。发达国家废黜童工，工作时间更加人性化，社会安全网成为弱势工人群体的保护伞。
　　但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发现，我们还没有找到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或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等人，可以调解技术领域当前正进行的革命。《卫报》作家与政治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金融时报》上提出类似主题，宣称“我们需要新的俾斯麦驯服机械”。
　　俾斯麦是统一后的德国“国父”，被认定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格莱斯顿是英国首相，他改革了英国最古老的选举制度，最终将英国引上民主之路，实现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令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身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最令人怀念的地方是打破工业垄断。或许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也应被列入其中，他在大萧条时期寻求改革最糟糕的资本主义过剩现象。
　　当我们开始寻求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的开明方案时，许多主题开始出现。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解决方案必须让更多人享受技术带来的好处。为保证实现这个目标，解决方案中必须包括教育方案。为了创造更广泛的繁荣，工人需要技术参加到资本主义财富的产生过程中去。在这个技术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世界中，这是个巨大挑战。
　　可行的方案不能是天真的“大跃进”，它必须能加强自由市场的动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解决方案也必须利用开明资本家的观点，这些方案不应该仅仅依赖资本主义的慷慨获得成功。机械时代正在到来，问题是我们准备好将以何种方式迎接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