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围绕着气候变暖问题，对新能源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无论是美欧日还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制定了新能源发展计划。有的说2020年，有的说2030年，有的说2050年，总之在今后的某一个时间点，要使新能源成为能源供应和消费的主力能源。特别是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后，更多的国家把目光投向新能源，或者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我国近年来新能源发展也非常迅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004年，中国的风力发电仅占世界风电的1.66%，但是现在已经占到27%。去年，风力发电在全国4.85万亿千瓦时发电量中占2%，已经超过了核电的发电量(980亿千瓦时)。也就是说，不到10年的时间，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产业已经成为发电量高于发展了40年的核发电的新兴产业。

　　中国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瞩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国情咨文中，只有一处提到中国，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发展太快了，美国不能落后。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引起国人乃至世界的关注。北京雾霾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即便是深圳，虽然天气比北京好得多，但也有薄薄雾霾，不如以前澄清。

　　雾霾问题在全国很多地方发生是不争的事实。围绕雾霾多发的问题，中央已经作出了重要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治理，包括在整个区域增加清洁能源，减少煤炭使用量。所有这些都和大力推广新能源的使用、调整能源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期最大的新闻，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中有一个提法大家最为关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此，结合本人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一些体会，来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由市场发现价格 让我国风电摆脱“花瓶”命运

　　2004年，以风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在我国仅仅是一个非常弱小的产业，只占全世界风电的1.66%。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使用的风力发电机几乎全部是进口的，我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风力发电最低电价是每度8毛钱，贵的要2.5元。我曾经和同事说，如果还是这个价格的话，风电只能是一个花瓶，只是告诉大家风是可以发电的，但是它不能成为被市场接受、有竞争力的能源。

　　当时我提出采取几个政策来发展风电。第一就是引入竞争，通过竞争发现价格。第二个是要做大“蛋糕”，摊薄成本。

　　可是，第一个就遇到了阻力。首先，发改委内部意见就不一致。过去大家习惯的是由政府价格部门来审批价格，要引入竞争，通过竞争来发现价格，和以往的定价机制就有了矛盾。习惯做法使得大家不太愿意接受通过竞争决定价格的办法。因此，包括一些媒体和业内人士也对我这个政策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他们说你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把民营企业挤出去，因为国有企业可以不计成本降低价格来参与竞争，民营企业不能像国有企业一样做买卖，所以竞争就只能留下不怕亏损的国有企业了。另外反对竞价的人还担心会发生恶意报价。

　　当时我还是坚持要搞特许权招标，就是政府拿出一定的资源，在某一个地方可以建10万千瓦的风力发电场，还提供一定的气象资料，谁来干就要靠招标。尽管有不同意见，因为我当时在位，他们还多少得听一点我的，所以就坚持做下来了。

　　还有一个批评意见，就是认为通过竞争以后，企业一定是无钱可赚，大家都压低价格，因此就会伤害风力发电投资者的兴趣，就不会有人来投资这个行业，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没人来投资了。

　　我就想，非理性竞争会有发生，但不可能持久，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来看一看，到底这样做能不能行得通。

　　一直到我卸任的时候，风电从当时每度电最低8毛降到了5~6毛之间。但在降低了价格的同时，仍然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还是希望用政府定价的办法，但是他们也看到了竞争发生的变化，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意见：把全国分为四大风区来决定价格。比如内蒙古风力比较大，就把价格定得低一点，每度5毛钱。比如广东的风不大，就把价格定得高一点，每度6毛钱。全国四大风区价格是在过去特许权招标中发现的价格，每度在5~6毛之间。这个价格已经有了较强的竞争力。广东过去定的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每度是4毛8，和风力发电的6毛钱之间就差了1毛2。

　　几个月前，国家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即煤发电每度再加可再生能源基金7厘钱，脱硝加2厘，除尘加1厘等，共计每度电要多计提1.1分，集中起来补贴新能源，主要补的是这个差价。

　　最近，国家能源局正在拟定一个课题，就是新能源有没有可能做到与煤电有竞争性。他们说，到2020年要使风力发电具备与煤电的竞争力，我说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了。风电每度6毛，比煤电标杆电价看起来似乎还要高一点。广东以前的燃煤标杆电价是4毛8，最近又加了一点，现在广东的火力发电上网电价就差不多到了5毛钱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