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债降级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显著冲击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增大。中国当前面临的格局与2008年时的金融危机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具体的应对政策及其重点必然会有所不同。

当前中国对外依存度比起次贷危机时明显降低。从当前的数据看， 2011年一季度的出口同样是下拉经济0.7个百分点，而且外部经济正经历一个疲弱的增长阶段，因此即使本次外需下降，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不会像2008年底时那么大，因此也不太可能再有另一个类似于“四万亿”这样强烈的刺激计划推出。中国经济转型进程的启动，也为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可能恶化以及可能出现的“二次探底”提供了支撑。房地产各项数据在本次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始终比较强劲，对经济增长没有形成显著的冲击。在此趋势下，中国宏观政策应对的力度和规模更加温和；宏观政策应立足于推动经济转型，强调推动由投资主导的增长转向由消费、服务、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货币政策需要寻求新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有效抑制通胀

货币政策需要寻找新的政策工具组合。当前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分为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前者主要是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后者则指利率和汇率政策，同时还包括一些创新型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相机运用。

在目前的外部和内部金融市场环境下，传统的数量工具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针对大银行）的历史新高，再加上此次保证金存款新规严格实施冻结的数千亿资金，已经导致一些小型乃至少数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再往上大幅提升的空间似乎已经不大。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现在较小规模的投放或者收回流动性，都可能导致公开市场利率的短期明显波动，显示市场流动性已经不像2009年或者2010年那么宽松。因此，从趋势上看，货币政策组合应当在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之间取得平衡，避免过分单一地依赖数量工具，并防止因此对市场造成的冲击。从下一步的政策操作看，如何在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之间保持平衡，通过适当的政策组合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维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相对平稳、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应当是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操作的重点。在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保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将依然会维持从紧的基调。

正确认识影子银行的作用。观察货币紧缩力度不仅需要观察银行体系的资金松紧状况，同样需要关注企业等实体经济获得资金的成本上升幅度，因为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感受到的紧缩力度。在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下，民间金融和中小企业因为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金融资源的难度加大，因而感受到的紧缩压力比较大。而监管部门对民间融资机构的风险开始加强监管，目前的主要思路是防火墙理念，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参与典当行、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等业务，客观上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民间借贷的利率，一旦继续收紧，中小企业从这类民间融资平台或者说影子银行系统获得融资更难。在本轮紧缩政策下，民间融资利率已经高于2007和2008年，但当前实体经济的强度比2007年要弱很多，实际紧缩力度的把握值得关注。

防止货币政策出现局部超调。在中国经济紧缩的每一轮经济周期波动中，最先回落的往往是GDP、M1、M2等较为敏感的指标，然后是CPI，最后是PPI。GDP与CPI见顶回落的时间差通常为三个季度，从2006—2008年这一轮通胀周期来看，GDP在2007年二季度见顶回落，CPI在2008年一季度见顶回落。而货币政策决策最为关注的始终是CPI，往往是只有当CPI出现持续回落时才可能会出现政策拐点，然而CPI本身是经济运行特别是宏观经济紧缩效果的滞后指标，这可能使宏观政策的紧缩力度与节奏的把握存在偏差，导致经济在特定阶段出现下行幅度过大的超调风险。

从2008年宏观紧缩的政策操作看，在2006—2008年的宏观政策紧缩周期，一共上调了19次存款准备金率，计1000个基点至17.5%；共加息7次，计189个基点，使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41%。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最后一次加息时点是2007年12月底，这时距离CPI见顶回落的时点为三个月，而CPI在3月份见顶回落之后，央行仍在4—6月保持了每月提存款准备金率一次的紧缩力度，而在最后一次即6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GDP已经连续回落了5个季度，直到2008年三季度，政策紧缩效应的集中释放叠加于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宏观经济出现局部 “超调”。

财政政策应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并以推动结构调整为重点

从政策工具的选择看，由于目前通胀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是由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成本推动的通胀水平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货币政策在较长的时期内可能依然会保持稳健的基调，财政政策应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