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TCL这条路并不好走，因为它并没有选择贴牌模式，而是选择了自己研发。

    “TCL手机可以说是国产品牌中第一个投入力量搞研发的，自己生产，自己组织供应链。”周军林说。

    自己制造手机的结果异常惨烈。

    “供应链都掌握在外资厂商手里，我们连做手机外壳的塑胶厂都找不到，不管怎么恳求都不肯给我们做，就是那么牛。”周军林回忆说。

    于是，TCL只有使用那种给啤酒瓶或者塑料瓶喷漆的生产线，其结果就是，用手一抹，漆就会掉。

    “现在做手机开套模只要几万元，可那时我们出200万元都没人愿意做。”周军林说。

    简陋、残缺的产业链，直接导致手机质量差。周军林告诉本刊记者，TCL曾有一种元器件，买了几千万元来供维修之用。故障率之高可见一斑。

    “那时候别说核心技术，就连一个塑胶壳都被外资垄断，我们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自己培养出了供应链。虽说有一些质量问题，但这是无法跳过的一步。没有当时的死磕，深圳就不会有今天如此完善的产业链条。”周军林说。

    2002年的深圳，已经显示出成为中国第一手机制造基地的实力。

    在当时的17个国产品牌中，深圳占了5个——科健、康佳、国威、天时达、中兴。当时国产手机年产量在2000万部左右，深圳占700万部。在那一年，科健的产量约300万部，康佳约为200万部。国威、天时达、中兴三家企业共200万部左右。

    同时，深圳还是洋品牌手机的重要生产基地。深圳桑菲公司即是飞利浦手机的生产基地，当时共建成了四条手机生产线。2001年，飞利浦关闭了中国以外的其他手机生产线，大部分转移到了深圳桑菲公司。

    如果把国产品牌和洋品牌加在一起，当时深圳的手机年产量在1500万部以上。这对于整个产业链条的完整和完善至关重要——一部手机有300多个零部件，除了核心元器件，从显示屏到电池，从模块到电池板，从微电机到电阻电容，深圳都能就地配套。这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比亚迪(50.41, -1.19, -2.31%)，当时其日产手机电池30万块，年产手机电池1亿多块，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电池制造企业。

    第一批国产品牌倒下

    2003年，在经历四年的快速增长后，国产手机销量开始下滑。

    数据显示，科健手机2003年上半年的出货量仅93万部，比2002年同期下滑了51%；主营业务收入10.34亿元，比2002年同期下降18.62%。这样的业绩不仅让还在跟三星“度蜜月”的科健傻眼，也让处于亢奋中的国产手机同行为之一凛。

    曾经风光无限的科健仿佛一夜之间黯然失色。不过，在众多业内人士眼中，科健的“滑铁卢”迟早要来——其最初在国内市场的势如破竹，依靠的是消费者对于民族品牌的亲近感，及其产品宣传的不遗余力。

    其最初引以为豪的国产机技术，随着产业发展劣势尽现，尤其是在与三星合作后，科健放松了技术研发，仅满足于贴牌带来的丰厚效益，最终沦落为一家机械生产的“代工厂”。

    然而，科健的衰落仅仅是风暴的序幕。

    波导手机2004年第一季度主营收入和利润都有两位数的降幅，而就在2003年上半年，波导手机销量达337万部，超越了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成为市场第一。

    在市场份额上，本土手机企业也出现溃败迹象。

    市场研究机构赛诺公司的数据显示，2004年第一季度，波导的市场份额萎缩了1.7%，其第三的位置被三星替代。而此前名不见经传的爱立信，2004年的市场份额已与夏新相近。

    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年初，国产手机的整体市场份额由此前的55%下滑至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