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此之前，更大范围的调查与摸底已经展开。今年2月，“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部际协调小组”成立，由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任组长。据王军介绍，自此开始，一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全国范围内从企业到地方的大调研继而展开；也正是在调研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决定》。

　　生物产业规划明年报送

　　节能环保、生物等产业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规划由工信部牵头制定。这些专项规划都要和“十二五”规划相衔接。

　　早报记者了解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规划及各专项规划的研究已经渐次展开。其中，部分规划或将在年底前推出，生物产业“十二五”规划预计明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

　　王军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我们配合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的工作，正在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这是一个总体规划，还有各个产业的专项规划。专项规划并不一定都是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做，而是由行业所分属的不同部门负责。”

　　早报记者还获悉，节能环保、生物等产业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规划则由工信部牵头制定。其中，《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三轮征求意见程序已全部结束，有望于今年年底前推出。

　　王军表示，这些专项规划都要和“十二五”规划相衔接。她介绍说，目前，总体规划的初稿已经完成，部分内容已在各部门间进行了讨论。生物产业“十二五”规划制定工作刚刚开始，计划于明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对于为何规划不能赶在“十二五”之前发布，王军解释说，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是在2007年4月发布的，并不在一个五年规划期的开端。因此，生物产业“十二五”规划也并不会完全契合“十二五”的五年跨度。

　　仍然面临体制机制障碍

　　体制、机制上的牵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有所体现。“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决策机制，有关规划、政策没有形成合力。”

　　虽然有了政策利好支撑，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仍面临体制和机制的障碍。

　　王军说：“研究院做的技术成果变成产业、转化成产品，中间存在着一定制约。很多领域，技术上是比较领先的，但技术成熟后往产业方面做，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对于新药审批和生物制药进入医保目录进展缓慢的问题，王军认为，创新药和进入医保目录的药要考虑安全性，这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这对新药创制的积极性造成很大影响，目前仍未形成一个特别顺畅的渠道。

　　体制、机制上的牵制，在另外几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体现。

　　中国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员会委员侯自强表示，以新一代信息产业中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为例，阻碍三网融合的技术问题已不存在，但三网融合始终只停留在部分地区、项目，而未能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根本原因是市场准入产生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侯自强认为，“三网融合使整个业务链、产业链发生变化，表面上是电信和广电之间的矛盾，更多的还是广电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三网融合的基础是互联网，互联网接入成为主要问题。因为国家将互联网ISP的执照颁发权给了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而广电则掌握网络视频和IPTV及网络电视(互联网电视)的牌照。双方各以手中的权力掣肘，成为推进三网融合的主要障碍”，“这是其他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但中国更复杂。牵扯到利益的重新分配、体制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解读《决定》时也表示，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机制没有形成，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仍然突出。技术创新成果转移机制亟待建立，创新成果产业化中介机构缺失。部分领域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如节能环保和“三网融合”相关行政管理体制、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药审批程序、通用航空发展的空域管理规定、卫星应用的军民结合机制等，现行管理办法制约相关行业发展。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决策机制，有关规划、政策没有形成合力。

　　政府不能有技术偏好

　　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应该是大的方向性的，不能存在技术偏好，不能破坏市场对技术选择的机制。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现状，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解读《决定》时说，“一些领域在规模上虽然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但组装加工能力强，技术集成能力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主要依赖进口。”

　　其中，“新兴信息产业虽然在系统设备研发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在集成电路、光电、高性能计算等领域的基础性技术还有待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尽管快速发展，但缺乏创新药物和工程化技术与装备；基因工程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工业化的转基因技术不掌握，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新品种速度慢；装备制造业虽然规模较大，但大型装备关键核心部件、控制技术和高性能材料严重依赖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