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皇家银行环球资产管理首席经济师埃里克·拉塞尔斯也持同样的判断。他说，“我想美国企业回撤制造业不是主流，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30年来制造业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的时代已近尾声了。”

商务部研究院外商投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则发出警告，“这是一个危险的苗头，值得重视。这凸现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体制困境，国家政策可挖掘的空间很大。”

“候鸟”飞向东南亚

东南亚，是资本的另一个选择。

收到阿迪达斯终止合同的一纸通知，孙英莉有些措手不及，双方约定的合同期原本要到2015年才结束。

孙的公司自1996年开始为阿迪达斯代工，双方在2006年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那时恰逢阿迪达斯在中国生产的黄金时期。据前瞻网记者了解，2007年，阿迪达斯集团下属鞋类产品有一半是在中国生产的。但随后，阿迪达斯开始实施增加供货商地区多样性的战略。2011年年报提及，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出口的鞋类产品征收很高的进口税，这也是阿迪达斯将生产基地进一步分散化配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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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阿迪达斯苏州工厂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这一策略将帮助阿迪达斯更好地发挥我们的规模效应并降低复杂性。”阿迪达斯的官方回应滴水不漏，试图为关闭事件降温，“关闭工厂既与涨薪无关，也与我们的库存情况无关，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库存情况良好”。

但事实上，工厂转移的秘密在于成本。2008年7月，阿迪达斯全球CEO赫伯特·海纳对德国媒体称，在中国，由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逐渐变得过高，公司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恰是四年前海纳的此番表态，引发外界对阿迪达斯将转移生产线的猜测。

与四年前相比，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加上社会保险，我们这里工人的平均月薪超过3000元。这跟两年前相比翻了一番，但我们还发愁招不到工人，已招到的工人，跳槽率很高。”李新(化名)是福建一家阿迪达斯代工企业的中层，为了招工，四处找人帮忙。

李新称，他所在企业的人力成本支出占营业额的比重，已从两年前的12%增加到30%左右。

一面是中国不断看涨的劳动力成本，另一面则是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年劳动力每月约合一千多元人民币的薪水，李新所在的公司开始拓展海外分厂，三家工厂先后在越南、印尼落地。

与阿迪达斯相比，老对手耐克转移生产基地的步伐迈得更大。从2005年开始，耐克逐年增加越南工厂在其制造业中的比重，到2009年，越南和中国的订单比重同为36%。连续两年反超之后，2011年，越南的比重升至39%，而中国降至33%。

这并非耐克和阿迪达斯的第一次工厂迁徙。两家品牌发源于欧美的“候鸟型”企业对成本非常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其主要生产基地在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日本劳动力成本上升，它们将生产基地转移到韩国和台湾地区;1990年代，又因成本原因陆续把订单转移到中国大陆。而今，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则成为新的乐土。

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迁徙也带动了一些台资背景的代工厂转移。2012年年初，在香港上市的九兴控股公司关闭了一家在东莞的来料加工厂房，同时继续提升在印尼的生产能力。源自日本的休闲服装连锁品牌优衣库(UNIQLO)也把东南亚视为下一个迁徙地。

1999年，优衣库在上海和深圳建立生产部门。到2007年前，90%的优衣库产品皆由中国制造。但2008年后，优衣库逐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2011年中国的比重减少到80%。这一年的年报显示，公司计划积极拓展在亚洲其他国家的生产，以便降低成本，“目标是把三分之一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

除了服装销售商，食品企业对价格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北美一家知名食品企业近两年开始直接从海外进口产品，该企业一位员工称，“每一个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都要有至少一个或者几个后备国家。一旦中国失去竞争力，可以马上将订单转移。”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不久前，中国欧盟商会面向在华欧盟企业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22%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将投资转向中国以外的市场。当被问及动机时，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即是成本不断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