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胜利”
　　作为一家国际性上市公司，小米股东中有不少机构投资者，如贝莱德、领航投资、道富银行、高通等。如果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听之任之，将给公司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在被列入“1237清单”的当天，小米便发布公告称，公司确认其并非中国军方拥有、控制或关联方，亦非美国NDAA法律下定义的中国军方公司。“公司一直坚持合法合规经营，并遵守经营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其服务和产品皆用于民用或商用。公司将采取合适的措施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2021年1月29日，小米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起诉了美国国防部和美国财政部。小米表示，在2021年1月14日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美方有关的材料，也没有机会和相关机构进行接触。美国政府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对小米进行了判定，实施了措施，“存在程序不公与事实认定的错误”。
　　2月17日，小米正式向法官提交了临时禁令动议，即临时冻结美国国防部的军事禁令，直到诉讼判决。美国国防部在2月26日书面提交了反对意见。
　　3月5日小米提交书面反驳，从程序正义、是否涉军、造成伤害三个角度对美国国防部的反对意见进行辩驳。
　　3月9日，小米和美国国防部在法官面前进行口头辩论。
　　3月12日，法官正式批准小米的临时禁令动议，即可以临时冻结美国国防部的军事禁令。
　　3月16日，小米和美国国防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报告，表示双方在3月15日通过了电话协商。
　　5月26日，小米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颁发了最终判决，“正式撤销了美国投资者购买或持有本公司证券的全部限制”。
　　整个过程并非惊心动魄，但有些看点还是颇让人回味。例如，为什么美国国防部要将小米作为“中国涉军企业”呢?在诉讼中，根据国防部提交的一份两页纸的文件，这基于两个事实，均来自小米2019年年报。
　　事实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表彰小米首席执行官雷军为“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事实二，小米在年报中提到了投资5G和AI的五年计划，5G和AI均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重要的现代军事技术，所以得出结论，小米符合“中国涉军企业”分类标准。
　　小米的代表律师之一John E. Hall在庭审中指出，小米获得的表彰是由多个政府机构联合颁发，目的是为庆祝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获奖者还包括辣椒酱(“老干妈”陶华碧)的生产商，和“涉军企业”无关。小米生产智能手机，AI语音助手等AI技术正成为行业标配，最新一代智能手机已支持5G网络，小米投资5G是为了和同行更好地竞争。如果投资5G和AI领域就要被列为涉军企业，那许多在中国做生意投资5G和AI的美国公司也应该被列为中国的“涉军企业”。
　　他强调，美国国防部已侵犯了小米的正当程序权利，因为在被列入黑名单前，小米并未有机会反驳“涉军企业”的这一判定，同时还被非法“侮辱”为对美国的威胁，这对公司品牌造成了严重的声誉损害。目前英国富时指数已宣布将小米“除名”，这些损害是“不可修复的”，并且受到的损害会“像滚雪球一样增多”。
　　美国法官在批准小米提出的临时禁令动议时说，“小米是一家生产民用商业产品的上市公司，由其独立董事会和控股股东控制，并没有被中国政府或其安全部门所拥有或控制的实体控制或关联。因此小米被列为‘涉军企业’，超出了美国国防部的权威，违反了美国《行政程序法》”，“政府对小米的限制是‘武断和反复的’”。
　　尽管目前还不能断言，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的最终判决将让小米完全避免美国行政手段的影响，但这一裁定确实是一个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小米胜诉标志着中国科技企业与美政府在交锋中获得了“罕见的胜利”。

　　官司：全球化绕不开的路
　　尽管中美关系“合则两利，分则俱伤”，但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到此后美国全面施压中国，中国面对的挑战越来越严峻。一方面，中国要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以开放谋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阻止和打压，又使得中国必须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避免受制于美国。确实不容易。
　　中美之间有合作，有竞争，有对抗。我们可能需要慢慢适应这三者长期并存的状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最近指出，关于“合作”，中美理解是有偏差的。中国人说到合作，常常掺杂着“友好”的成分，其含义是即使做不到互利共赢，你多得我少得、甚至我吃点亏也都可以，友好合作嘛。但美国人眼中的合作，最基本的含义在于博弈双方讨价还价后就博弈规则达成共识，并按同一个规则博弈。就像拳击比赛，两位拳击手接受比赛规则和裁判判罚，就是合作。可到了拳击场上，竭尽全力把对手打趴下甚至打得头破血流，那也是合作的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一方面要争取合作，而不是对抗与隔绝，因为这无助于中国发展之大局，也无助于世界和平之大局;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拳击比赛式的“合作”准备，而不是温良恭俭让式的“合作”。
　　张宇燕说，美国想“规锁”中国，就像一把锁，锁住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发展和赶超的空间，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造锁成本高低或难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取决于被锁对象的应对能力与策略”。“和主要经济体之间在技术、人员、规则、市场的‘脱钩’比起来，和未来世界出现两个或多个平行体系比起来，在规则建构中博弈、维护自身利益也许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
　　中国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一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将其与中国的经贸分歧描述为所谓“价值观冲突”，将国企非中性、补贴、劳工标准等问题都和价值观相联系，以“道德高地”的角度对中国进行规则锁定和竞争力限制。这将是长期的挑战。但从历史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在现行的国际游戏规则中，中国企业仍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空间和路径。
　　小米案并非中国企业第一次起诉美国政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有关进出口公司就向美国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美国政府赔偿因为一艘美国核潜艇在海上撞穿日本货轮“尼肖丸”号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并最终胜诉。过去几十年，中国公司起诉美国政府而胜诉的著名案例还包括：福耀玻璃诉美国商务部关于福耀出口的汽车挡风玻璃产品为倾销、加征关税案;三一集团诉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和奥巴马禁止三一在美国成立的罗尔斯(RALLS)公司收购Butter Creek风电项目案。这些案件既折射出走向海外的风风雨雨，也表明，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在很多时候能够逢凶化吉，赢回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