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自 1760 年代至 1840 年前后，标志是机器替代人力，那个时候的清朝还处于沉睡状态;
　　第二次工业革命，自 19 世纪 90 年代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灭亡前后的动荡年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自 20 世纪 40～50 年代至 2010 年前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其中。
　　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中国赶上了，但只是参与。
　　2010 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新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
　　2009 年，华为开始布局 5G 领域的研发和投资，随后的突破奠定了中国在 5G 领域领先全球的地位。而 5G 正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
　　2010 年，我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并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
　　2011 年，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到全球总量的 1/4;中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上升至世界第四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专利数量全面超过国外在华数量。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有助于中国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重在应用 重在规则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有所值，取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一方面，这些新基建项目本身是否有其经济性？比如云计算的数据中心能否做到成本足够低、服务足够好？功能足够强？一些地方既不是电力丰裕地区，也不是客户集中的区域，也没有有效降低能耗的手段和办法，这样的地方也搞数据中心就需要三思而行。
　　另一方面，消费者是否普遍有软件付费意识和习惯，换言之，消费者的有效需求能否形成现实的购买力。有关材料显示，中国云市场的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别：中国云市场以 IaaS 为主，公有云 SaaS 占比仅为 33%;而美国云计算市场以 SaaS 为主，占比达到 64%。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软件使用付费的意识和习惯有关。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尽其用，还取决于在此基础上的产业互联网发展水平。与美国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于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进入缓慢增长期，已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 20 位的上市公司，7 个产业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 20 个上市公司市值的 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
　　中国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
　　总之，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外经济的背景下，发展新基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力武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引领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战略依托。要遵循市场规律，避免一哄而上，在加快新基建“硬”投资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以新基建为基础的产业发展“软”环境，以产业繁荣和创新活力来衡量新基建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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