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估”(undervalued)和“弱于大盘表现”(underperforming)是激进投资业者经常用于目标企业的两个形容词。

　　“对冲基金”(hedge fund)投资业者积极地寻找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他们为其累积股票并为董事会与企业管理献策，从而抬高股价。尽管越来越多的论点认为也有好的对冲基金存在，但激进投资者总能完美掩饰其掠夺性的手法：他们只是在代表股东行使权利。
　　遭受激进对冲基金行动攻击的高科技企业中，最知名的案例包括Yahoo (Starboard Value的Jeffrey Smith)、Sony Corp. (Third Point的Dan Loeb)以及苹果(Apple) (Carl Ichan)。近年来，半导体企业正持续深陷重围，包括明导(Mentor Graphics)、Integrated Device Technology (IDT)、矽映(Silicon Image)、麦瑞半导体(Micrel)、TriQuint、Integrated Silicon Solutions Inc.(ISSI)、高通(Qualcomm)以及迈威科技(Marvell Technology)等。

　　睹注更大、也更放胆下注
　　咨询公司Heidrick & Struggles首席分析师Bruce Kimble指出，过去的几年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以往专注于中、小型公司的激进投资者，现在变得“越来越大胆了!”
　　过去一年来，让他们更大规模以及更大胆下注的知名案例包括高通——Jana Partners建议高通拆分其授权业务与芯片业务;以及，最近的Marvell Technology。
　　目标企业的规模越大，激进投资者需要更多的资金，才能采取有利的位置。但这一点并未阻挡Starboard Value在今年取得6.5%的Marvell(该公司上一财年营收约37亿美元)。这让对冲基金得以运作让Marvell的创办人下台，并取得更多的董事会席次。
　　Kimble指出，有三大因素造成当今的芯片产业动荡——2015年的“并购(M&A)交易数”、“芯片的每闸成本随制程节点进展而大幅增加”，以及产业的成长放缓。根据他的观察，“过去30年来，半导体芯片产业通常每年平均成长10%，而在最近的5年来估计仅有3%的成长。”
　　所有的这些变化都“对于高阶管理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增加产品线、进行更多的创新以及提高曝光度。”Kimble解释，“企业不能再依赖于产业的成长，也不能仅诉诸于有机成长的传统模式。”
　　同样的道理也可套用在投资者渴望看到股票价格上涨。在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即从10%的年成长到3%)，“可能刺激了激进投资者进行更多的动作，”Kimble预测。
　　许多管理咨询公司，如麦肯锡(McKinsey)等，为企业高层主管提供了丰富的咨询，协助他们因应激进投资者的行动。他们强调激进投资的正面效果，如“改善策略与营运，或强化董事会”等。
　　理论上，迫使企业提升管理效益以及抬高股价，听起来就像为企业与投资者带来了“双赢”。但没人真正知道在让对冲基金投资者创造财富的同时，是否提高了股票收益?真的为企业与员工带来报酬了吗?
　　更重要的是，乐观地描绘激进行动带来正面影响，也无法改变企业高层与员工真正感受对冲基金就像秃鹫般盘旋其上的忧虑。
　　两年前，Heidrick & Struggles发表了一份题为《半导体产业中的激进投资者与董事会》(Activist investors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的研究报告，在2013年间访问了代表23家半导体组件设备公司的 20位董事会成员，包括前25大美国上市公司中的16家。
　　
　　尽管这一研究看到了激进投资的一些正面影响(淘汰效能不彰或不适任的董事，以及拔擢服务股东的董事等)，接受这项研究访问的董事会成员也指出遭受激进投资者攻击的负面冲击：

　　在会议室讨论时产生寒蝉效应(董事会中有了外来的激进者，彼此之间往往变得较不像以往那么公开，也更多疑。董事会由于猜疑而瘫痪，甚至各分派系。CEO可能变得更不确定，甚至缺乏自信)

　　仅根据短期结果做决定，而非以公司长期发展的最佳利益进行决策(公司变得较不愿意进行需要时间证明其价值的收购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