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尼古拉斯·拉迪（Nichol as R.Lardy）对中国的兴趣最早可追溯到1984年。彼时，他是华盛顿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

国经济。此后他曾辗转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和布鲁金斯学会，身份亦从经济学家转型为外交政策研究计划高级研究员。2003年3月，他

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加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目前是该所的高级研究员。近20年来，虽供职机构屡屡变迁，学者身份也或有不同，

但不变的是其与中国经济的不解之缘。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 “不平衡”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
 
今年4月以来，日本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世界关注。日本大开印钞机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中国未来新的增长模式如

何确立？解开目前症结的关键何在？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经济学家拉迪，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仍是不平衡，

而实现再平衡，需要从工资、能源价格、利息水平等多方面入手。
 
“在中国问题上，拉迪可以做任何人的导师。”这是美国《国家周刊》对经济学家拉迪的评价。
 
尼古拉斯·拉迪（Nichol as R.Lardy）对中国的兴趣最早可追溯到1984年。彼时，他是华盛顿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此

后他曾辗转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和布鲁金斯学会，身份亦从经济学家转型为外交政策研究计划高级研究员。2003年3月，他离开布鲁金

斯学会，加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目前是该所的高级研究员。近20年来，虽供职机构屡屡变迁，学者身份也或有不同，但不变的是

其与中国经济的不解之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曾评价道，拉迪是该所关注中国经济的第一人。1994年，他撰写的《世界经济与中国》，

成为该所中国研究的奠基之作。1998年，拉迪出版《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他在书中指出，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将对其经济稳定增

长造成威胁。在书中，他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发放过多的不良贷款，导致其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2002年，拉迪新作《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付梓后，引发美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时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杰菲·加藤称赞其为“迄今为止，论述中国

融入全球经济问题上最全面、最严密和最重要的著作”。
 
去年初，拉迪出版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新著——《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试图解答在全球经济滑坡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为何

能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在探索中国经济成功奥秘的同时，拉迪也直面其面临的问题：个人消费占GDP比重过低，

而投资比重过高；制造业规模庞大，服务业规模太小；房地产投资规模愈加庞大，经济增长速度难以持续。他将这种种现象归结为中国

经济的不平衡。他提出，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与近年来持平的增长速度，就必须建立新的增长模式。
 
拉迪不仅是中国经济的专家，也是亚洲问题专家。今年4月以来，亚洲经济风起云涌，日本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世界关注。

日本大开印钞机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中国未来新的增长模式如何确立？解开目前症结的关键何在？围绕以上热点问题，本报记

者专访了来沪参加学术会议的尼古拉斯·拉迪，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仍是不平衡，而实现再平衡，需要从工资、能源价

格、利息水平等多方面入手。
 
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更大
 
文汇报：不久前，日本推出了令全世界都深感惊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这种政策是否将导致各主要货币当局相继出台竞争性贬值的政策，

从而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拉迪：出台量化宽松政策对日本或许能起到积极作用，日本经济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因为日本现在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经

济复苏将对全球经济起到积极影响。
 
当然，量化宽松政策显然会造成其货币贬值，因此这将对其他经济体带来不利影响。我认为，日本制定该政策更多地基于国内经济形势

的考量。在此之前，日本曾谨慎地表达了对于其目前经济形势的担忧，及其面临的摆脱通货紧缩的挑战。
 
面对重重挑战，日本试图采取的传统经济刺激手段已不再起作用。因此我认为，就像美国所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一样，日本也冒着一定

的风险，因为此举可能会导致市场信心不足、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量化宽松的幅度应该要降低。
 
文汇报：该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负面影响将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国家会受其影响？拉迪：尽管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将给其他国家带来一

些问题，但我仍相信，日本的这一做法对其他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不会太大，远小于其政策对于拉动其本国经济的正效应。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大于中国，因为在国际市场上，美国与日本产品的竞争关系更明显。

近几个月来，日元贬值了25%，因此在美国或者第三国的市场上，日本产品甚至会变得更便宜，美国产品将面临更强的竞争。
 
文汇报：有评论认为，这一做法搅乱了世界经济格局，显得有些“自私”，您的态度是什么？
 
拉迪：我不认为日本此举属于自私行为。因为这个经济体的低迷状态已经持续多年，根据其在G20中达成的协议，参与国完全可根据其

国内市场和经济形势，对其经济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因此，当日本根据其国内经济形势对其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时，G20成员国及国际

社会表示理解。因此日本此举并不能被理解为自私。在我看来，即便美国的第二轮、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也不能仅仅用“自私”一词来

一言蔽之。
 
文汇报：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美国制造业正在出现复苏，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经济的失衡？
 
拉迪：我想这和日本是一样的。如果美国制造业的复苏能带动其经济增长，我认为这对世界经济而言是个红利，它将刺激世界其他国家

的需求，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美国制造业是否真正出现复苏？我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尤其是从就业数据来看，美国并没有交出一张漂亮的报表。事实上，在美国

劳动力总量中，制造业就业人口比率一直在15%以下，最多只有12%至13%。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就一直呈现下

滑趋势，就业人口向服务业聚集。从这个角度看，制造业复苏也不能保证美国经济从根本上有大的起色。总之，所谓美国制造业复苏更

多的是从其产值意义上的恢复，而非就业。
 
文汇报：目前，很多经济学家都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您对此乐观吗？
 
拉迪：我认为，这并非一个毫无理由的推断。问题在于，这种乐观的意义何在。尽管从GDP看，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但从人均数

据而言，中国仍远远落后于美国。
 
这是一个悖论：就总量而言，在近代世界舞台上，继英国、美国之后，中国首度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但从人均经济数据看，中国仍

被远远甩在后面，目前排在世界80名开外。
 
不过在美国，很多人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感到恐慌和忧虑。我很难说清这种忧虑的成因，或许这种忧虑源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

的竞争。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堪称“世界经济领跑者”，其国民也很享受这一

头衔。但现在要将这一头衔让给中国，部分美国人肯定会出现失落情绪。
 
美国人需要弄清一个概念，即便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但由于其人口总量达13亿，为美国的四倍左右。中国的人均GDP要赶上美

国仍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我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对世界都将是个利好，因为很多其他国家都将从中获益，而不是遭受损失。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仍需靠消费
 
文汇报：您去年曾出版著作《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的成就。就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经济奇迹

而言，主要得益于投资拉动，那么对于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拉迪：我认为还是要依靠消费。从现在世界趋势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于消费。事实上，我愿意将这个概念再发展一下，因为中国

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消费已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很有必要重申这一概念。
 
过去10年间，投资拉动在中国GDP的比重占到了38%至48%。我认为，这一比重已经相当高了。在未来10年间，这一比例最高有可能达到

58%。在未来，中国需要将重心放在刺激个人消费上，依靠消费来拉动内需，从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
 
文汇报：缩小储蓄与投资的缺口，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些举措被视作中国经济未来保持高增长的有效途径。问题在于，

究竟有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中国消费者愿意去消费，敢于去消费？
 
拉迪：当务之急是提高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GDP中，工资份额在不断下降，利润在不断提高。这当中有许多原因

。首要原因是：过去10年间利率偏低。1997至2003年，一年期存款平均实际回报为3.0%，除了2003年最后两个月外，这一时期的一年期

实际存款利率从未出现过负值。与之相反的是，2004至2010年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一年期实际利率为负，七年期存款实际利率跌至负

0.3%。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储户实际收益为负并非现在的低利率政策造成的。3年前，世界各地很多中央银行也采取了这样的政策，以

推动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实际利率偏低其实可以追溯到2004年。
 
低利率意味着家庭收入下降。家庭存款利息收入曾占到GDP的5%左右，但现在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2.5%。利率下降前，居民能从储蓄中

获得更高的利息收入，但据我们观察，中国目前出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实际利率在不断调低，而国内储蓄在不断提升。还是从

GDP来分析，10年前，中国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为40%，而今上升到60%左右。如果中国能恢复其原有的利率，储蓄比率反而将下降。在

过去10年间，家庭储蓄比例高达3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最喜欢存钱的国家，部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抑制。

2006至2010年，中国的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50%，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考虑到2003至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

长量的54%来源于投资推动，按照国际标准，这一比例高得出乎意料。
 
总之，未来10年内，中国央行应该不断推进利息市场化改革。
 
文汇报：能否具体谈谈低利率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意义何在？
 
拉迪：据我观察，中国实际存款为负的结果是，家庭提高了可支配收入中的存款比例，这是因为家庭对利率变化的普遍反应体现在了他

们同时抵消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行为。也就是说，当储蓄实际回报降低时，为达到既定的存款水平，家庭将会从现有收入中拿出更多

用于储蓄，同时减少消费。这其实和中国国情不无关系，在一个医疗保险覆盖人群有限，看病通常需要预付现金，而购房需要较高首付

款的社会里，保证既定存款有其合理性。从现有经验可以看出，实际存款率下降反而导致家庭储蓄率上升。
 
此外，央行的低利率政策不仅制约了家庭收入和消费增长，而且还助长了另一个中国经济不平衡因素：即从2003年以来形成的高投资率

。简单地说：2003年后，实际贷款利率出现了显著下滑，1997至2003年，一年期实际贷款利率平均为6.8%，但是从2004年年初以后，一

年期实际贷款利率平均仅为1.7%，导致回报率很低的项目投资增多，进而提高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
 
在房地产领域，低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尤其明显，房产投资增加是2003年后投资占GDP总值平均比重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93至1999

年的早期房地产热潮中，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房产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平均为2.4%，2000至2003年，这一比重增加到4.1%，后来随着储蓄

实际回报跌至负值，房产投资率急剧攀升，2004至2010年，房产投资占GDP总值的平均比重为6.8%，2010年占GDP的8.6%，2011年上半年

进一步增长36%，达18640亿元，即GDP总值的9.1%。
 
所以，过去10年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并非源于住宅拥有率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就我看来，这是因为住宅成为更受城

市居民青睐的资产类型。在这当中，2003至2004年可看作是一个转折点。2003年后一年期存款平均实际收益为负。相反，尽管不同地区

新建住宅回报相差很大，但年均实际收益率从1998至2003年的2.3%上升到2004至2010年的4.6%。换言之，1998至2003年间的一年期存款

平均实际收益率超过房价上涨率0.7个百分点。可是，2004至2010年，两者关系发生逆转，房价平均实际涨幅比一年期存款平均实际收

益率高出4.9%。
 
打破不平衡需要利息、能源和汇率改革
 
文汇报：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您几次提到有关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四“不”中，您认为哪

一个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大？
 
拉迪：我认为，“不平衡”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忧。在GDP中，投资比重过大，消费比重过低。在过去20年间，作为经济增长源头之一

的总消费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与投资比较时，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消费增长占中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为

80%，但在2003至2010年间，这一比重只有40%。
 
此外，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总值的比重下降；再度出现过于庞大的制造业和相对落后的服务业并存的现象；全国范围内储蓄-投资不平

衡的状态也明显加剧，这表现在不同寻常的贸易顺差上。如果这个不平衡状态不能得到根本改变，那么中国经济将很难实现健康、有序

发展。
 
文汇报：既然“不平衡”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挑战，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拉迪：我认为应最先解决的三个问题是：利息市场化改革、能源价格改革，以及外汇汇率改革。因为利息改革将给居民带来更多的收入

，这将减少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还将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能刺激第三产业发展，将带动劳动

力市场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就业。这也将提高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对大部分中国民众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好处。
 
能源价格补贴也需要扭转。对能源进行价格补贴使得制造业的盈利水平提高。在中国，制造业消耗的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耗的2/3。与之

相比，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4。这些要素过低的定价使得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大大增强，同时能源价格过低导致资本向制造业集中，在传

统行业中谋取利润。目前看来，中国的国内资本太过于涌向制造业，资本变得太过便宜，导致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与技术革新的勇气。
 
汇率改革是因为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仍是被低估了。由于中国95%的出口产品来自制造业，这使得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制造业。此外，工资

支出在GDP的总量仍旧偏低。
 
在我看来，这三个问题是造成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文汇报：目前中国政府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按照您的理解，若想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升级，重点应该放在哪些环节

和领域？
 
拉迪：我认为，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随着GDP中利润占比的不断提高，近10年来中国的资本正变得越来越便宜，资本

获得盈利空间也越来越容易，这将动摇科学创新与技术革新的动力。
 
如果依靠传统产业模式就能轻松取得盈利，那么谁还会将资本投入技术革新领域？这将减弱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给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

带来不利影响，因为能源价格太低，资本又那么便宜，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仍被低估，这将阻碍资本进入基础的技术革新领域，从而影

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文汇报：您近年来屡次提到：3万亿外汇储备对中国已成为沉重负担。那么如何卸下这个负担？
 
拉迪：我认为，首先，恰如中国已经采取的步骤那样，去年中国增加的外汇储备已经不多了，这反映出政府和央行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
 
去年中国中央银行仅增加了1000亿美元的储备。而在2007年、2008年这两年间，中国的美元储备增加都在4000亿至5000亿美元。因此，

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幅度已大幅降低。
 
我认为，这一做法可以继续保持下去。我还坚信，中国最终将减少其现有的外汇储备，而将这一资本更多地投入到市场当中。
 
文汇报：有人认为，在金融行业、汇率制度以及能源、水资源和土地等领域继续进行温和的、边缘性的渐进式改革将不足以推动中国走

上新的增长道路，但渐进式改革正是我们过去30多年成功的重要经验。您认为，我们可以承受根本改革带来的高昂成本吗？
 
拉迪：的确，在政策领域中温和的改革很难解决问题。要实现经济领域的“再平衡”，人民币汇率、利息水准、能源价格需要更多地通

过市场定位，这三方面需要同时进行，才能使中国经济重新走上平衡轨道。
 
文汇报：这本书出版至今已经一年多了，您对其观点有何修正，其中哪些部分超出了您的预计，哪些部分在这一年中得到了验证？
 
拉迪：《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英文版出版于去年1月。一年多来，我书中的基本观点几乎没有改变。对于中国经济再平衡而言，

2012年是绝好的一年。因为多年以来，中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首度超过了GDP。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去年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

入的增幅比GDP增幅高出了2.5%。
 
这为增加消费潜在内需，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当我们回顾历史时，由于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进程

逐渐显现，2012年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转折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