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强劲的GDP增长无疑使能耗大增。中国的基本能源消费量由十年前等同于11亿吨油增至2011年的

26亿吨以上，远超欧盟的16.9亿吨，也超过了美国的22.6亿吨。
 

2013年冬天，中国许多地方还没怎么品尝辞旧迎新的喜悦，就先迎来“厚德载雾”，不少人还没拜年先得纠结今后

怎么“自强不吸”。
 
对于这场有人称为“比非典还可怕”的雾霾，法国巴黎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RichardIley想到的是，中国过去创造

奇迹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怎样的代价。
 
Iley主要观点如下：
 
过去30年来，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制造了经济奇迹。如今，它越来越接近增长枯竭。回报不断减少越来越显而易见

。
 
金融抑制与资本系统定价错误使投资的比重膨胀，导致资源错配增多，并且越来越依赖信贷。
 
中国偏重投资引导的增长也使能源、尤其是煤炭的需求旺盛。而这会产生越来越有害的环境后果。
 
过去十年，中国的信贷增长和能源依赖性增强令人担忧。要解决这一问题，金融系统的激进改革是唯一方法。
 
中国处在“模式力竭”点
 
中国的经济模式越来越有败象。至少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就在谈要再平衡经济，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已经变得

更严重。
 
现在投资与GDP之比约48%，没有哪个经济体能达到中国这样的水平，更何况还要在这种水平持续下去。
 
不出意料，回报不断减少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衡量投资效率并不容易，有一个方法是观察所谓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种比率是用投资除以GDP增长得出的

结果。中国的ICOR超过5倍。
 
这种水平的ICOR意味着，投资规模如果再增加，就不会给GDP增长带来任何影响。
 
中国的信贷弹性已经升至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就快爆发前的水平，这与ICOR上升到危险水平相一致。
 
过去6个月，中国的信贷以0.25%的年化速度增长，结果只能是与历史标准水平相比复苏乏力。
 
中国模式的环境成本高
 
中国的投资飞速增长，信贷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这些都不可持续，必然会造成能源消耗和污染也迅速增加，这也是

不可持续的。
 
媒体聚焦于北京的空气污染。虽然北京自身还有沙尘暴等很多特殊问题，但官方统计数据只是说北京是中国第三大

污染城市，前两名是兰州和乌鲁木齐。
 
通常，中国的规模会使其自身的问题显得与众不同。从2002年起，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到2011年已经相当

于89亿吨油的排放量。
 
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从2002年的14%增长26%以上。截至2011年的五年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复合增长达到惊人的40%，印度是47%。
 
中国的经济规模今年应该达到9万亿美元，这样的增长意味着，过去五年里，全球73%的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都来自中

国。
 
中国的污染问题体现出，每单位GDP的能源密度以前在减少，而过去五年，中国投资密集型的GDP增长特性使这一密

度已经开始止住了减少趋势，与此前持平。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强劲的GDP增长无疑使能耗大增。中国的基本能源消费量由十年前等同于11亿吨油增至2011年的

26亿吨以上，远超欧盟的16.9亿吨，也超过了美国的22.6亿吨。
 
增加的能源需求大部分由煤炭满足
 
中国急剧增加的能源需求仍然主要由煤炭来满足，这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极大地恶化。
 
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中国出现煤炭依赖性减少的迹象。温总理执政期间，投资占GDP比例增加，煤炭依赖性

回升，新增煤炭消耗量占2006-2011年新增能源需求的三分之二。
 
同样地，中国的每单位GDP煤炭消耗量也失去了1980-2002年增长下降势头，趋于平缓。结果是，从2007-2011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