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杰说：“对大型电池制造企业来说，花大价钱买来装备后很快便发现人家已在采用效率高得多的设备将是致命的。”

一旦高额固定资产投入形成大规模低端产能，在几年后新能源汽车产业大发展时，企业就会陷入无助的境地。他表示，不能指望很多电池企业均具备战略性的前瞻与远见，此时要求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要科学组织、系统规划，帮助行业规避风险”。

作为全球汽车强国之一的德国，过去在锂离子电池制造方面并没有积累优势。2010年，默克尔政府成立了“电动汽车国家平台”，确定147名专家成立7个工作组，解决发动技术、电池技术、充电站建设和并网等问题。

黄学杰说：“该平台在技术上是中立的，其基础就是基于市场的方法，通过市场作出决策。德国推动新能源汽车的一系列规划是在通盘考虑后才逐步实施的，非常全面。”在锂离子动力电池方面，德国政府支持博世、蒂森克虏伯和巴斯夫等企业联合建立下一代锂离子电池试验生产线，投入达10亿欧元。

目前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最先进的日本，制定的电动车发展规划以20年为考量时间。黄学杰说：“锂离子动力电池企业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目标，在我国有些地方却要求三四年就完成，违背了发展规律。”

目前我国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已形成一定的技术和装备基础，但非常分散，总体水平不高，盲目扩大规模风险非常大。黄学杰认为，要谋定而后动，建立一个公共平台研发下一代车用动力电池工艺和生产装备，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进步，为3至5年后的我国电池产业竞争力打下基础。“中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方式需要改变与升华，要完成从重产能到重质量和生产效率、从重示范应用到重商业应用的转变，走向理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