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是日本名列前茅的大出口市场，2011年中国自日本进口高达1946亿美元，即使按日方统计数据，当年对华出口也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9.7%；因此，抵制日货进口、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能够对日本造成较大杀伤力。

但这种抵制主要应当集中于日本消费品，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其控股股东、高管反华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不宜盲目抵制日本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除非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合适的替代货源，以免误伤我们自身。

货物贸易出口。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做的不多，因为我们对日出口绝大多数产品可替代性较高，限制对日出口等于是向竞争对手拱手让出市场，给正经历出口困境的企业火上浇油。

在2011年对日出口总额1483亿美元中，最大的4个项目依次是：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540亿美元；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263亿美元；贱金属及其制品，102亿美元；杂项制品，79亿美元。

稀土这种中国控制国际市场较大份额的战略资源，是最合适的限制对日出口产品。

服务贸易。最合适的突破口是减少赴日旅游。我国出境旅游增长极为迅猛，备受各国重视。2006—2011年间，我国居民出境人数从3452.4万人次上升至7025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人数从2879.9万人次上升至6412万人次；在《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旅游服务支出已从上年的548.80亿美元猛增至725.85亿美元。减少赴日旅游，对日本旅游及相关产业打击较大。

外商直接投资。抵制期间，中国企业在选择合资伙伴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非日本合作伙伴。但除非中日矛盾极度激化，否则政府不宜直接明令对日资实施额外的市场准入限制。

对日经济制裁的五大原则

中国无疑应当坚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能战方能言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斗争的准备和勇气，而经济制裁手段无论如何比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温和得多。

在这类争端决策中，中国无需顾忌什么“世贸规则”之类而自我束缚(尽管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利用“世贸规则”之类的旗号以占据“道义制高点”和话语权)。“世贸规则”是为和平相处的国家间调整经贸关系用的，对于敌对的国家间关系，“世贸规则”就只不过是空气。

我们永远都应该尊重、平等对待一切愿意与我国和睦相处的国家及其国民，但作为大国国民，我们需要记住，在现实生活中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是大国。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需要时刻牢记，无论我们经济发展到了何等水平，我们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资源都是有限的，必须用在效益最大的地方，容不得浪费，而且必须防备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因此，尽管我们应该积极思考、探索如何运用经济制裁手段，但我们不能滥用这一工具。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汲取美国的教训。美国是20世纪以来全世界使用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经济制裁手段最多的国家。在1914—1990年间的116起国际经济制裁中，美国主导的就有77起；在冷战结束后至2007年新增的80多起制裁案例中，美国参与的就超过60起，涉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

滥用贸易制裁工具令美国蒙受了多方面损失，不仅冷战后经济制裁频发与西方标榜的“民主自由的胜利”背道而驰，把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打成经济制裁受害者，更严重违反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严重损害美国自我标榜的道义形象“软实力”，而且实质上将美国自己放逐于许多有利可图的市场之外。

有鉴于此，我们只能在充分考虑以下原则问题的基础上有节制地运用这一工具：

第一，确定最终目标。就钓鱼岛争端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现在若拿日本开刀，要实现什么目的？事情做到哪一步截止？

第二，防止制裁推动对华现实、潜在的敌对国家抱团结盟遏制我国，特别是要防止斗争和制裁成为霸权国家直接干预和组织反华统一战线的契机。就钓鱼岛争端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确保拿日本开刀后起到威慑作用，又不至于推动周边国家投向美国怀抱？

第三，防止制裁和斗争成为霸权国家直接军事干涉的契机。就钓鱼岛争端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确保美国不直接干预相关争端？毕竟，世界第一、第二大国在没有直接领土争端的情况下贸然兵戎相见，不仅是对两国本国不负责任，也是对世界不负责任。

第四，怎样把握分寸，保证我们适度运用经济手段震慑对手而又不至于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太大冲击，保证中国经济制裁对国际经贸秩序的一时扰动能够换来时间长得多的稳定，保证别国对华经贸不确定性不至于升高，保证我们绝大多数贸易伙伴仍然愿意对华贸易？

第五，如何把握分寸，保证我们的经济制裁对我国自身经济运行干扰最小化？